首先，征信主体和征信对象须明确。即谁有权征信和管理信用系统需要在法律中明确，否则会乱套，比如，如果随便一个部门或者机构都可以征信,那么不仅容易造成征信权滥用，而且个人信息也缺乏保护。从相关资料看，信用体系主要包括三种，即政府信用体系、企业信用体系以及个人信用体系。每一种信用体系应该由相应的部门或机构来承担责任。

征信对象应该覆盖所有人群或机构，包括政府部门。问题是，谁来负责政府部门信用征集和管理?如果政府部门自我管理信用系统，显然是不公正不可靠的，似乎只能由独立的社会机构或者地方人大来负责政府信用管理，而且，政府信用管理应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。对于企业和个人信用管理，除了要明确征管部门，还要明确监督部门。

其次，信用与什么挂钩须明确。近些年，一些地方把个人信用与按时缴纳电话费水电费、闯红灯等挂钩，引发很多争议,不少人认为信用挂钩的范围过大过滥。那么,企业、个人、政府的信用该与哪些事项或者行为挂钩呢?这个问题需要深入讨论，既不能过度也不能有疏漏，即该与信用挂钩的必须挂钩，不该挂钩的绝不能挂钩。

再者，奖惩措施须合理公正。信用立法的初衷是让每个社会成员都守信，如果对失信没有相匹配的惩戒措施，那么信用法规就如同废纸。但如果惩戒措施过严，或者说失信行为与惩戒力度不相符，那也会带来“副作用”。尤其是对于信用降级、信用受损的单位和个人，要有申诉机制，也要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即让失信者永不翻身也不符合立法初衷。